[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王军环球时报记者李迅典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陈欣]编者的话：“日本制造”近日再爆造假丑闻。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得科公司4日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从东芝财务造假，到高田“死亡气囊”、神户制钢与三菱电机数据造假，再到此次尼得科844起跨部门质量违规，日本制造业“神话”正在破灭。所谓“匠人精神”，不过是遮蔽内部沉疴、应对外部监管的公关盾牌。日本多领域标杆企业集体失守，彻底暴露了其工业体制的系统性缺陷。
造假进入“系统性越界”阶段
尼得科社长岸田光哉4日在记者会上鞠躬道歉，称“由衷而深切地表示歉意”。调查委员会主席、律师伊丹俊彦表示，继财务造假问题之后，又在“事关制造业根本的质量保证领域”发现如此大规模的违规行为，问题极其严重。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尼得科今年5月被爆在2020年至2025年间存在超过1000起涉嫌质量造假的行为，随后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最终，调查委员会在尼得科集团12个业务部门和子公司中认定844起质量造假行为。约95%的违规行为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改变设计、材料或制造工序，其他问题包括篡改、捏造试验和检测数据等。
近年来，日企被曝光的造假行为并不罕见。2023年，丰田子公司大发汽车承认，30多年来一直在64款车型上伪造安全数据。2024年，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和铃木均承认在测试数据上作弊或进行不当测试。京王重机整备公司承认伪造了1700多套火车轮轴的数据。川崎重工业承认，其在船舶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上造假超过20年……
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日本外交问题研究者孙盛囡7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日本制造企业的造假多表现为“数据篡改”或“检测打折”，本质是对现有标准的偷工减料；而尼得科案中高达95%的违规行为涉及“擅自变更”，标志着造假进入了“系统性越界”阶段。造假行为被组织内部包装成“控制成本”“保证交期”的“合理经营手段”，变得制度化和合理化，比之前的数据造假更具隐蔽性与破坏力。
日媒分析称，尼得科一线工作人员可能认为，更换材料或调整工序后，产品性能并无明显变化，因此不必通知客户。岸田光哉也表示，目前没有发现影响产品安全的情况。但分析人士认为，质量保证不只是产品能否运转，还包括是否按照客户认可的材料和工序生产，以及出现问题后能否追溯。由企业自行判断“没有问题”，实际上剥夺了客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尼得科此前已被爆出财务会计造假，随后的深度调查才揭露出质量违规事件。2025年9月，尼得科驻多国分支机构爆出系统性会计舞弊，涉案总金额高达2500亿日元（100日元约合4.3元人民币）。东京证券交易所于2025年10月将尼得科股票列为“特别注意股票”，并警告称，如果公司内部治理无法改善，或将对其启动退市程序。《读卖新闻》称，业界认为之前的财务造假对净利润造成的负面影响高达1607亿日元，公司至今仍无法公布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合并财务报告。财务部门制造符合目标的数字，生产部门制造绕过客户程序的“合格品”，说明失守的不是某一道工序，而是整家企业对真实信息的态度。
孙盛囡认为，这表明日企的造假已从单一部门的违规，演变为财务指标压力倒逼质量造假，质量造假“反哺”财务虚盈的恶性双向循环。
“并非个别企业的偶然失足”
造假形式的变化与尼得科长期推崇的经营方式密切相关。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尼得科官网曾以“马上做、一定做、做到为止”作为宣传语。强烈的成果导向和彻底的降低成本被概括为“永守主义”，创始人永守重信就是凭借这种经营方式，将尼得科发展为大型知名企业。然而，在企业组织结构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曾经的成功经验逐渐演变成系统性风险。
调查报告显示，管理层不断强求完成短期业绩目标和降低成本，把“不合理要求和矛盾”压给了一线工作者。《读卖新闻》披露，曾有尼得科高管在视察工厂时，以降低成本为由直接要求现场作出变更。管理层或许没有明确下达造假的命令，却制造了一种只有突破常规才能完成任务的环境。
岸田光哉承认，公司对管理部门的人力投入相对不足，依靠非常薄弱的总部管理部门支撑业务扩张。调查问卷显示，31.9%的企业员工把交货期限、销售额、利润或降低成本的压力列为违规的原因。一线人员被要求变更材料、供应商和工序以降低成本，同时又缺少处理客户和质量问题所需的时间、人手和设备。变更项目增多，然而尼得科投入的管理资源却没有相应增加。
据朝日电视台报道，一些员工认为造假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这种程度不算问题”，代表性案例包括未经客户同意重新使用零部件且未向上级报告。一旦报告问题，可能引发停产和交涉，报告者还可能遭到斥责并承担善后工作，公司内部因此形成“谁报告谁吃亏”的共识。当说出真相的代价高于隐瞒问题，沉默便成为最安全的选择，个人违规也会演变成为组织惯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霍建岗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尼得科擅自变更制造工序、篡改检测数据等一系列违规事件，并非个别企业的偶然失足，而是“日本制造”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的又一次暴露。
孙盛囡分析认为，日本制造行业造假行为层出不穷，背后有多个深层原因。其一是供应链压力剧增，降本与增效极限拉扯。面对全球供应链重构与国际竞争者的挤压，日企总部层层下达严苛的降本与交期指标，将压力转嫁给生产环节。当企业无法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消化成本时，便选择在客户看不到的环节“偷梁换柱”。其二，日企的评价体系多采用“减法逻辑”——不出错者升迁，暴露问题者出局。在“提出问题等于承认无能”的氛围中，一线员工被迫在“承认无法完成任务”与“通过违规达标”之间选择后者。造假，成为组织内部的“自卫机制”。其三，企业内部监管机制形同虚设。日企的子公司与事业部高度独立且相对封闭，形成内部利益共同体。违规行为在部门内被“默许”并长期延续，跨部门监督机制彻底失效。其四，沉溺“信任红利”，把“品牌声誉”当成“造假掩体”。“日本制造”数十年来积累的社会信任，原本是其溢价来源，却反过来成了造假的“避风港”。
“仪式化的道歉不等于制度层面纠错”
日本企业造假被曝光后，高管在记者会上“鞠躬致歉”的场景已经屡见不鲜。然而，“鞠躬致歉”并没有阻止下一场造假的发生。
孙盛囡表示，在日本，鞠躬道歉被视为一种社会规范，其本质上是一种“责任切割”仪式。企业高管通过鞠躬道歉和辞职转移焦点，在道德层面完成“责任切割”，是在用极低的个人道德成本，替机构性违规“挡枪”，并未真正动摇导致造假的绩效考核与组织架构。“日本法律对企业违规的处罚相对温和，违规成本远低于收益，变相纵容了下一次造假的发生。”
据朝日电视台报道，永守重信已于去年12月辞去尼得科董事会主席职务，此后又卸任名誉董事长。岸田光哉表示，最高经营负责人应对公司发生的一切承担说明责任。但说明责任并不等于实际问责。
霍建岗表示，仪式化的道歉并不等于制度层面的纠错。如果没有配套严厉的惩戒与内部机制整改，就无法阻止同类问题反复上演。接连不断的造假事件，正在持续消耗国际市场对于“日本制造”的信任，会对其产品的国际声誉与议价能力形成长期侵蚀。
日本学者原博人在国际期刊《技术与社会》刊文称，近年来，日企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丑闻频发，企业的行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在某些案例中，质量欺诈行为甚至持续了十余年之久。重塑公众对日本企业产品质量与可靠性的信心，已成为严峻挑战。
孙盛囡认为，面对中韩等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崛起，造假丑闻不再只是令日企声誉受损，也成为国际客户加速供应链“去日本化”的催化剂。国际客户对日企的合规审查与质检要求将大幅提高，这将导致日企自身履约成本提高。对日企而言，其丧失的将不仅是议价话语权，更是其数十年来建立的产业文化话语权。
孙盛囡进一步表示，尼得科并非孤立个案，而是“日本制造”神话破灭长剧中的最新一幕。当鞠躬与道歉成为例行公事的危机公关，外界看到的不仅是质量标准的失守，更是日本产业文化与治理体制的深层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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